文/科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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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人的想象力、创造力使供给创造需求成为可能。要善于创造软环境，持续完善法治环境，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资源和服务供给。”
在9月6日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开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这段致辞，引起外界强烈反响。
此前一段时间，海内外媒体上有关中国基建投资下滑的新闻不绝于耳，部分涉足美港股乃至投资移民生意圈的国内头部财经自媒体，也俨然要一雪近年来“蛰伏”的委屈，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大肆散播中国经济增速“垮塌”在即的论调。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10.3%，增速较1到6月回落了2.3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速4.6%，2020、2021两年平均增速仅为0.9%，较上半年回落1.5个百分点。作为基建投资的传统“发动机”之一，铁路投资，是一季度后国内基建投资放缓的典型代表，国家铁路局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3628亿元，同比下降7.7%，其中7月完成639亿元，同比减少4.77%。
7月经济数据不及市场预期，是不争的事实，原因也并不难罗列，例如货币供应量增速的提前下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进度的滞后、二季度国内较大范围疫情反弹的影响......
不过只要跳出这些人为设置的议题“场域”，就不难发现，年中以基建投资为代表的经济活动放缓，远未达到所谓“问题”的程度。虽然数据同比增速下行，但仍然保持在较疫情之前更高的水平上；由于净出口贯穿全年的强力拉动，以及全年基建投资计划在三四季度的“释放”，中国全年经济增速达到8%应无问题。
运营商在珠峰铺设5G基站 资料图来自中国移动
既然数据波动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我们就不必期待财政与货币政策措施在“稳中求进总基调”之外的进一步加码，如所谓的“大水漫灌”。在此背景下，以刘鹤视频致辞的方式安抚市场情绪，是一种相当得体而及时的公众沟通方式。
事实上，许多基建投资乃至广泛固定资产投资的先行指标、高频指标，近期已经出现了拐头向上的变化，螺纹钢主力合约自8月下旬以来已上涨近800元/每吨，水泥价格指数八月份以来也有类似变化，同时，石油沥青装置开工率提升，挖掘机等工程机械在去年超高基数下，八月销量同比降幅也好于市场预期，证明整体销售较为景气。
虽然刘鹤致辞的主要用意在于安抚市场情绪，但作为政策沟通形式，致辞中“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一语，依然透露出决策层对未来基建投资的擎画思路。
以笔者的理解，超前基建有着两个层面的涵义。
第一个层面，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如交通、市政、水利、生态环保、能源等领域建设，在总量和结构上，沿着政策侧重点的适当提速，比如水利是一个尤可期待的方向。
近年来，全球变暖对气候的影响，已越来越能够被普通公众所感知。以河南、新疆等地极端降雨事件为代表，降雨线的北移，开始对中国北方内陆地区带来影响，这种影响之深远，或许需要在千年级别的时间尺度上进行评估。自中国盛唐以来的北方干旱化，并非没有正在转向“湿润化”的可能，千年以来北方水土条件的变化，确实需要适当地超前应对；在极端气象事件发生后亡羊补牢，难免陷入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
由中央层面直接统筹推进的南水北调超级水利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调水工程，中央累积投资三千多亿元。2013、2014年，工程东、中线一期主体工程相继建成通水以来，已累计调水400多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1.2亿人，显著改善中国水资源分布“北缺南丰”的问题。
在北方水土再整治的宏伟进程中，南水北调工程无疑将继续作为重要抓手，牵引内陆河流水利体系重构。
在南水北调工程规划的东中西三条线路中，从长江上游水系向黄河上游水系调水的西线工程，由于对自然影响的不确定性，以及过于巨大的投资量级、施工难度，自提出至今数十年间，始终处于比选论证阶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的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后，工程后续建设已经出现了提速迹象。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此前对该工程实施进度的表述是“推动南水北调东中线后续工程建设，深化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方案比选论证”；但在8月《人民政协报》刊载的《只为大江济大河——全国政协“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专题调研综述》一文中，则对工程进度作出更激进的展望：“西线工程虽然还没有具体的开工时间表，但其实需求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快规划方案比选论证工作，用两年左右时间开展重大问题研究，两年左右时间进行立项决策论证，力争在‘十四五’期末实现开工建设”。
一旦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正式开工，这一投资量级或许将达到万亿水平的“人类工程之王”，以及地方主导的黄河水系局部整治配套投入，无疑将为中国基建投资注入新的动力。
南水北调线路示意图 图片来自星球研究所
超前基建的第二个层面涵义，则是面向呼之欲出的数字化、智能化、清洁化转型浪潮，超前部署相关基础设施或技术能力“基座”，如清洁能源消费所需要的，从生产、输配电、储能到终端供能的基础设施体系，或智能化时代“万物互联”所需要的泛在传感器、物联网、云端存储算力等支撑要素，这些新质基础设施建设，亦即“新基建”，将帮助中国产业界乃至全社会，更充分享受到这一巨大变革浪潮释放的力量。
以新基建的代表性项目5G基站建设为例，客观而言，上半年投入确实有所放缓，三大运营商完成投资较去年同期均有下降，特别是市占率居后的电信、联通，自建基站投入明显趋于保守。这一方面是个人用户对5G的使用体验，由于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服务商的流媒体优化技术迭代，相当程度上缺少与4G的可感知差异，导致5G用户导入缓慢，投资回收期延宕；另一方面，5G在行业应用，也就是企业市场上的开拓，尽管成果不断，但仍然未能达到由点及面，打穿某个大领域需求，形成“杀手级”应用场景。
新基建领域的超前建设，要求跳出短期成本收益权衡，在短期内，接受能力建设相较于实际需求的“过剩”，宁可让基础设施等待应用爆发，而不让终端应用的可能突破，受限于基础设施不足。
这种做法，事实上暗合着技术与商业创新的需要，例如作为美国防空基础设施而出现的互联网，正是由于院校之间局域网的能力“过剩”，为六七十年代的校园极客，提供了应用创新的可能，基础设施的“富余”能力溢出，往往会带动大量的技术前沿创新，其中蕴含着巨大的产业化潜力。
不过在超前基建的同时，“适度”，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求，这种适度，同样有两层内涵。第一层，也是最直接的涵义，无疑是不能过度与实际需求脱节，以往基建领域出现的投资效益下滑现象，往往来自于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在举债弱约束下的过度建设，超出人口与产业现象的“新城”、“新区”建设冲动，留下了数不胜数的“鬼城”。
另一层涵义，则是基建投资过程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要在恰当的位置发挥作用，尊重技术发展规律，尊重市场规律；在项目的具体规划建设实施上，淡化“运动员”的角色，如采用公私合营PPP等创新模式，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鼓励终端应用领域的创新探索。与此同时，政府的“裁判员”角色，则应大大加强，对政策套利的投机资本，或过度发展的垄断资本，应有相对健全严密的纠正机制。
在这方面，美国曾有过深刻教训，上世纪90年代初，克林顿政府提出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号称将用20年时间、耗资4000亿美元打造一个宽带网络“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随后投机这一风口的AT&T随后耗费巨资并购地区性网络服务商，试图建立垄断宽带基础设施的“大一统”地位，却未料到不出数年，以家用有线电视为终端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就被家用电脑渗透率的快速提升所颠覆，过度负债扩张的AT&T，也不得不全面剥离业务，最终卖身关联公司。
无论如何在基建投资即将到来的提速中，大项目与新现象将层出不穷涌现；其中的光荣与梦想，辉煌与遗憾，我们都将共同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