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发布的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20年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到50.1%，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大幅提高。
“新生代农民工”的称呼引起了广泛热议。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首次出现“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一称谓逐渐地被广泛使用，但“农民工”常常被视为一种带有情感色彩的称呼。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在新时期，农民工又能给乡村带来怎么样的发展契机？
一、蛇皮袋背起的致富梦
1989年的春节前夕，中国南方的各大交通枢纽突然宣布告急，售票窗口前挤满了人，站前广场人满为患。一股波澜壮阔的人口流动浪潮给铁路等交通运输造成巨大的压力。这年春节后，有三四千万农民工涌入城市。
上世纪80年代，“进城打工”成了当时中国农民发家致富，然后回乡建房成家的一大途径。而在之前是这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农民有了自主支配剩余劳动时间的自由，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多了起来。同时，乡镇企业迅速崛起，急需大量劳动力。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就业，实现“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不过当时城乡户籍壁垒森严，政策不允许农民进入城市就业。
真正解封是在1984年。
那一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不仅肯定了农民的流动，还为农民进城就业打开了一扇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此时，中国沿海城市有大量工厂的兴建，外资持续流入办厂，尤其是当时有“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说法。作为最早引进外资企业的广州，也是最早允许外省农民流入的地方。
一方面，这里的外资企业、私营企业风生水起，劳动密集型企业快速扩张，企业需要大量外来劳动力从事生产。每年春节过后，广州火车站每天都会涌来潮水般的肩扛蛇皮袋的打工族，他们挤出出站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红色海洋一般壮观的接站牌：“接湘潭×××”“接泸州×××”“接万县×××”……
另一方面，进厂曾是那个年代时髦的字眼，对于刚刚走出农村的打工者而言，“包吃包住”更具有吸引力。哪怕老板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条件都是最低限度的。
1985年春，刚复员不久的广东潮汕农民陈树生只身来到广州打拼。在区环卫局，劳资科黄科长对他说：“环卫这行最脏最累，最被人瞧不起，工资奖金每月加起来只有120元，福利还暂时没有。”陈树生用一口浓重潮汕口音的普通话答道：“不错了，一月抵得上家里一年多的收入了。”
广东大埔的余福田不甘固守那一亩三分地去挨穷，1987年，35岁的他告别了家乡来到广州电筒厂干起了搬运工。搬运工虽苦，但再苦也是8小时，况且每月170元工资，在家乡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不仅是省内流动，1988年初春川西平原油菜花开始绽放的时候。家住四川金堂竹篙镇的王红琼穿戴整齐，背上背包，与49名差不多岁数的姑娘一起，踏上南下闯广东的旅途。从大客车换到绿皮火车，王红琼刚上火车就被挤丢了背包，正要跳下火车去找，幸好被带队的竹篙中心校校长吴宛平一把拉住，才没与队伍失散。
从80年代开始，多地农民不约而同用脚做出选择，走出家门、奔向城市，令人瞩目的“民工潮”出现。1992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间有序流动。”
随即公安、劳动等部门放宽了户籍管理、流动人口管理和劳动就业等规定。
二、WTO时代，撑起世界工厂
从1985年以来，农民工数量总体上几乎呈直线上升的趋势，1985年农民工数量为6713.6万人，1993年突破1亿人，2000年突破1.5亿人。在中国加入WTO以后，2003年到2008年短短5年的时间，农民工规模迅速膨胀到2.2亿。
这一时期，农民工群体的迅速庞大不是没有原因。入世后我国在大宗农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已经消失。举个例子，加入WTO后，中国的小规模农户面临欧美大农场主的竞争。中国农民将被迫让出300多亿元的粮食和棉花的国内市场份额。并且2000年农民从种植业中得到的纯收入比1992年已下降了17%。
这促进了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此背景下农业劳动人口转移变得无法避免，有近千万的农业人口将转向非农业部门，大批农民工转向制造业。
2000年前后，河南信阳退伍军人郭明志辞去乡里治安队工作，把6岁的儿子寄养在岳母家，带着妻子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东莞。直到同学给他介绍了保安的工作，给妻子介绍了流水线上的工作，两人才安顿下来。
此后妻子一直在流水线做女工，流水线的下班时间要依照订单量与完成程度而定，加班到11点是普遍现象。只不过加班是令工人们高兴的事情，因为能多拿钱。
郑小琼也曾是东莞一名普通的流水线女工，先后在烤漆厂、玩具厂、电子厂等工厂打过工。东坑五金厂是她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差不多快5年，工作内容就是在机台上取下两斤多重的铁块，摆好，再按开关用超声波轧孔，然后取下，再摆……最多时，她一天要打13000多个孔，像她这样的女工不计其数。
2005年国际自由工会联盟秘书长简礼达说：“多数人只看到中国的经济成果，而忽视了对中国企业为什么能够生产出售价不到50美元的DVD播放机的怀疑。” 改革开放以来，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支撑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基础制造业大国，生产出了全球20%的终端消费品，可谓是农民工撑起了“世界工厂”。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农民工，似乎已经不愿意在制造业中摸爬滚打。
200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达到41.6%，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仅为27.3%。招工难、用工难成了很多企业的心病。
“现需求包装工100名，工作轻松，月薪5000元以上，年龄不限、学历不限……”这是某电脑品牌发出的一则招聘公告，只是这是该工厂自复工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招工。
招工情况并不乐观，企业负责人面试完几名应聘者后，看着手里的资料对同事说：“今天来的年龄最大的已经52岁了，最年轻的也有44岁。10年前，我们厂里工人平均年龄不会超过32岁，可现在平均年龄已达到43岁以上。”不过该负责人还是想，只要有年轻人来应聘，条件还可以放宽一点。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2020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1.4岁，比上年提高0.6岁。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9.4%，比上年下降，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比上年有所提高。
年轻人，都去哪了？
三、新生代的优势
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亿人。但是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农民工代际转换正在加快，新生代农民工队伍的壮大成为趋势。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涉及价值判断，只是一个事实描述：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与工种无关，主要是户籍状态。
那么，新生代农民工有何不同？
第一， 诉求变了。
与第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相比，新生代群体受教育水平较高，强烈的留城意愿使他们不仅关心经济收入，还开始强调就业平等性、重视工作环境，要求改善在城市中居住环境及子女教育等问题，其多元化思想观念、多样化利益诉求对原有的社会政策提出了挑战。
95后农民工邹彬是2020年两会最年轻的代表之一，他身边有95后乃至00后的工友，就像曾经的邹彬一样，这些人奔波在一个又一个的工地，对未来感到迷茫。邹彬希望社会能给他们更多成长的平台、培训和学习的机会，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与此同时他说“新生代农民工特别需要归属感”。
第二， 投身新业态，不少人收入不菲。
进入新时代，农民工这个群体正在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中的劳动大军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其发展出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比如，20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量投身新业态之中，支撑起新业态的发展。
一份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冲上热搜。2020年“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大幅提高”，而且这部分从业者的“月均收入为10571元”。
在这个行业中，90后农民工表现更加突出，其从业人数占比，比整体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高出3.7个百分点，显示进一步向“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聚集趋势。当“月薪过万的码农”与“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交集，就打破了人们对“农民工”群体的刻板印象。
第三，比起老一辈农民工，更有竞争优势。
彼时，老一辈农民工缺乏一技之长，局限于传统的建筑业、低端制造业、初级服务业，且流动性较大。在《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为21.2%，比上年提高7.9个百分点。其中，大学本科学历的占比为20.0%，研究生学历的占比为1.2%。
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不断提高，使他们拥有了更多追求梦想的能力，也在职业发展的道路上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肯吃苦、能耐劳，对理想追求、对工作负责、对业务钻研，用奋斗和拼搏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
四、问题重重
一代又一代农民工们用智慧和汗水支撑了中国制造、实现了中国奇迹，推进了工业发展、城市建设。在农民工发展的历程中，也造成了一部分难题。一方面是乡村逐渐“空”了，这扼住了乡村“想发展却难发展”的咽喉。另一方面不破除城乡户口的差异化问题，大量的农民工仍然会被“挡在”城市之外，也就无法在城市中享有平等的待遇。
不少农民工徘徊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之间。
2003年，27岁的川妹子邓燕决定南下打工。在佛山顺德区容桂镇，第一年，邓燕每个月有850元的收入，这对于当时的她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了扎根顺德，夫妻俩积攒了一点钱，加上东拼西凑借款10万元，2012年买了一辆货车帮企业拉货，每月开始有8000元左右的收入。邓燕觉得，自己找到了想要的生活，也千方百计想留下来。
除了遥不可及的房产，只有社保这一条路。后来她来到一家有社保的企业。然而，厄运降临。没多久工伤让她永远地失去了左前臂。突然成为残疾人，给邓燕的“广东梦”蒙上了阴影。留城还是回乡？这个家庭走到一个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
从小成长于顺德的女儿是回乡的最大反对者。家乡四川在她心里已是异乡，那里虽有亲人，但却没有朋友，儿时在四川的印象早已模糊。每年春节，邓燕都把两个女儿带回老家，摩肩擦踵地坐一整天的火车到达成都，然后乘长途汽车辗转奔袭南充，再坐摩托过盘旋山路。另外，还有无法通行的道路需要步行，两个女儿早已苦不堪言。
春节长假在老家，无论饮食和生活习惯，邓燕和丈夫都已经无法适应，女儿们更是归心似箭。
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个情况同样存在。
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认为，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打工，基本没有务农经验，甚至连农业常识都缺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远离农村。
在深圳工作6年的李生，已为人父，孩子落户、上学等压力让他萌生了“以后肯定要回老家发展”的想法。但最让他烦恼的是，“现在很迷茫，不知道回老家能干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也只能先干着，走一步看一步”。
此外，华中科技大学曾到贵州、湖南等地农村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出行交通不便、社会治安秩序欠佳、公共卫生服务缺失、商业环境落后等现状，使得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在老家农村感到了诸多不适应。故乡，更多呈现在春运目的地、思乡对应物的精神意义。
而从长远来看，由于产业的不断转型升级，用工量也在减少。用工量的逐步减少是发展的需要，是科技前行的见证，也是不可回避的一个过程，更是告别传统发展模式，向现代企业进步的一个过程。
如何让农民工进退有据，既可以踏实进城，也可以安稳留乡，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五、农民工，进退有据
如何能让农民工进退有据？
一方面，城市要做的是用更公平的制度设计、更精细的公共服务来增加农民工的幸福感。企业要做的是，改善就业环境，增加职工福利，向农民工让利。具体来说，一是满足其培训学习、职业发展的需求，使其成为新型技术工人；二是提供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使其成为城镇新市民。
另一方面，给农民工创造返乡创业的机会也显得尤为重要。
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发展富民乡村产业，积极鼓励各类人才返乡下乡创业创新，稳定农民工就业。
“留人”最核心的机制是产业，富民乡村产业从横纵两方面极大拓展了农业产业的内涵外延，可以最大限度达到富民增收的要求。从横向来看，除发展农林牧渔产业以外，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丰富了农业产业内涵。从纵向来看，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保障供给链，完善利益链，拓展了农业产业外延。
陕西延安脱贫靠苹果产业，江西赣南脱贫靠脐橙，贵州、云南、四川很多贫困地区靠茶叶、水果、药材等特色产业，以及观光休闲、电商等新产业实现了脱贫致富。
福州则是立足农业资源多样性和气候适宜优势，把培育壮大富民产业作为群众致富增收的着力点。2020年福州水产、畜牧、水果、蔬菜、食用菌、茶叶、竹木花卉等七大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2000亿元。
这其中也吸纳了不少人返乡。以德清县的仙潭村为例，近几年村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在外经商人员、大学生们纷纷返乡创业，现村里共有民宿120家，80%是由返乡创业人员开办的，2017年村民人均收入已经突破3.4万元，比五年前足足翻了一番。
江西小伙陈观明家于2014年被评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了摆脱拮据的生活，他和哥哥在外打拼。次年脱贫后，他便留守家里，边种茶边照顾罹患肺部疾病的父亲。
2018年，陈观明建起了50亩茶叶合作社，吸纳的10户贫困户除了每年400元左右的分红，还可以在基地挣得务工收入。茶叶生意做有声有色，后来他还购置了杀青机、揉捻机、烘干机等制茶设备，茶叶线上线下同步销售，除了批发、销售自己做的手工茶，也帮助贫困户代销，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这一切也离不开组织的助力。陈观明基地被评为村级示范基地，享受6万元产业补贴。
贵州威宁县凉山村海拔2600多米，每天早上，马敏训一家会一起开车去自家承包的高山冷凉蔬菜基地上班。一年前，马敏训在外务工，如今他回乡尝试承包蔬菜种植基地。
威宁地处乌蒙山区，海拔高、山地多，适合蔬菜种植，但是因为缺水，产业发展困难。为了解决产业发展的后顾之忧，2020年初，威宁启动了“供水保障”工程，在全县铺设了各类供水管道近1万公里，覆盖了28万亩蔬菜基地。
有了硬件的保障，加上管理得当，马敏训今年第一季蔬菜就获得了丰收。贵州大学的农业专家也会定期来到村里，指导大家科学种植。如今，这里的蔬菜不仅满足了贵州本地的需求，还卖到了湖南、广东、东南亚等地，凉山村户均增收9000多元。
为丰富产业结构，近年来云南勐省镇芒阳村尝试种植火龙果、百香果、沃柑等特色水果。因为光照充足，今年刚种下的这批火龙果，已经成功采摘三次，共赚到3万余元。尝到甜头后，不少村民主动联系上村委会，提出将自己土地流转出来用于种植。
同时，好的政策也吸引着越来越多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创业。2013年，19岁便去昆明打工的李江龙毅然辞去工作，回乡创办了养鸡场。创业初期，李江龙遇到过不少困难，当地村委会特地邀请养殖专家对他进行辅导培训。“如今，我每年可售出1200多只土鸡，年毛收入超过5万元。”
从苦口婆心劝说村民参与，转变为大家主动加入，他的实际行动让大家看到了产业发展的光明前景。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放下锄头，离开乡土，风风火火加入进城运动，他们被称为中国的新工人群体，为城市的建设、服务奉献了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整个中国改革。
如今，这些外出打工者的需求应被放到发展战略的核心。围绕这个核心，赋予和保障其基本的公民权利，尊重他们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自主选择，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经之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ID：zhczyj），作者：崔赫翾
